邵兴旺住的七号单身楼，是苏联当年援建的筒子楼。三到五层住着女单身，一二楼住着老职工。
这些老职工，多数已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。解放后，他们从河南和陕西的农村被招工进厂，成为这家军工厂的产业工人。父母妻儿，多在乡下。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，在同一个车间，甚至在同一台机器前，一年又一年，重复着同样的劳动。
企业效益差，经常拖欠工资，即便这样的工资好多年都不长，也仅仅只能维持日常生活，他们却很少有人愿意离开企业，去别的地方谋生，或者从事别的工作。
“其它啥也干不了，我只会干这个。”这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。
一旦工厂裁员，下岗再所难免。节俭，似乎成了延续生活的唯一方式。父母，妻儿，在遥远的乡下也以同样的方式，等着他们退休回家，顺顺利利地熬到退休，拿到退休金，成为他们对未来生活最美的期待。
他们总会说，等我退休了，我要怎么怎么样？为了远方的亲人，为了美好的退休生活，他们像一只只老牛一样，默默地耕耘，默默地等待。他们极节俭，即便一个人，也会自己做饭，几乎从不去厂里的餐厅，或者到外面下馆子。他们对自己用血汗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极为重视。
一下班，这楼道里便热闹起来，炒菜声不绝于耳，烟熏火燎的气息，常令人无法呼吸，但喷香的味道，也令人垂涎三尺。
一楼还有几户职工家属。这是唯一男女混住的单身楼。张老师和她新婚的妻子小丽就住在邵兴旺的对面。
邵兴旺住在一楼，宿舍挨着楼梯，楼梯又挨着公厕和水房。这里阴暗、潮湿，霉味和尿骚味充盈其间，走进去，你会不自觉地想起贫民窟这个词。
每到半夜，趿着拖鞋上厕所的脚步声会吵醒邵兴旺。先是一楼的某个宿舍门被拉开，接着是拖鞋急切地拍打楼道和楼梯的声音。
面对满地的尿水和刺鼻的味道，有人总站在厕所门口方便，之后，再打一个哆嗦，又急又切地小跑回宿舍。
只要不是大雪纷纷的寒冬，邵兴旺宁可多走三百米到对面的男单身宿舍，也不愿到7号楼二层上厕所。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永远覆盖着尿水混合物，需要他踮起脚尖。上完厕所，他会把里面浓烈的氨气味带到楼道，带回宿舍。霉味、尿骚味、水房里洗衣粉的味道，顽强地驻扎在里面，怎么赶也赶不走。
邵兴旺在这间宿舍住了半年后，一位厂里的老职工悄悄告诉他：“这间屋子，全厂就你和你们学校的张老师敢住！
邵兴旺问：“咋啦？”
老职工讲：“这屋子一年前死过人，咱们厂的厂花，在你住的屋子里上吊自杀了。后来房管所，把这屋子重新粉刷了一下。在你来之前，没一个人敢住进去，甚至走到门口，都不敢朝里看。”
“怪不得门框上的玻璃，都用报纸糊着。”邵兴旺说。
“这个上吊的女人，是厂里的一朵花，人长得非常俊，她在车间上班，用微薄的工资，供自己的男人上研究生，上博士，最后她男人去了美国，看上了别的女人，和她离婚了。那男人是当今陈世美。这女人也要强，想不开，就直接上吊了。死的时候，穿着红裙子。是我把她从绳上取下来的，脸都变紫了，舌头也吐出来，吓人得很。你看，绳子当时就挂在吊扇的那个U型铁环上。”老职工讲。
“怪不得我的房子没有吊扇，我还以为被对门的张老师拆下来装到了自己的房间呢。”邵兴旺说。
“他妈的！那个管宿舍的就是个坏（方言，坏在这里读平声hā）锤子，欺负你们这些刚进厂的学生娃！”这位跟邵兴旺有一面之缘的老职工，当着邵兴旺的面，狠狠地骂着那个管宿舍的常主任。
“张老师怎么也不知道？”邵兴旺疑惑地问。
“张老师知道个屁！他和你一样，刚来的。你是大学毕业分来的。他是从外县一所乡下的学校调来的。”老职工说。
邵兴旺不知道这个姓孙的老男人，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。是闲得无聊，与他说说闲话呢？还是为了在他面前证明，那个房管所的常主任，不是个东西呢？
邵兴旺不得而知，但听完关于这间宿舍的故事，反而很平静，觉得没什么。邵兴旺是布尔什维克，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入了党，也是一名唯物主义者，不迷信，也不在乎，别人两人一间宿舍，他刚好一人住个单间。读书备课需要安静，没人打扰，他觉得潇洒自在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。饭照样吃得饱，觉照旧睡得香。
知道这屋子死过人的那些老职工，都佩服邵兴旺的勇气和胆量，他也常听别人骂管宿舍的那个秃顶的常主任，不是个东西，是个坏（方言，坏在这里读平声hā）锤子。
邵兴旺想，这些骂他的人是不是都受过他的欺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