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往往是一个残暴、强力，喜欢军事和刑罚镇压的形象，但实际上清朝的对内军事镇压能力，是非常可疑的。我举几个例子，方便大家有个直观印象。
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，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准备起义。本来打算是八月十五举事的，结果因为大家要过中秋节，推迟到二十八日。
这时候，清朝有禁令，民间结社超过二十人，就是死罪。各种教派，也是严密监管的范畴。由于谋事不怎么谨慎，要造反的消息传的很广，当地县令知道之后，就试图准备抓捕。然而据当代人的研究，县令的反应甚至没有对起义时间造成太大影响，因为禁令根本管不住人，大家也不怎么怕县令来抓。
起义之前，军师梵伟（好像是个僧人）为王伦做出战略规划：
1.济宁防御不严密，而且此时因为淮河水灾，难民很多。应该急速攻击济宁，焚烧粮船，截断漕运，用粮食收拢流民。
2.听说大小金川在造反，而乾隆此时在出巡，应该派人去京城，打探情况，择机突袭京师。
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民间，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样愚昧闭塞，一无所知，相反，一些人士很了解各地的发生的大事，而且对于战略格局有十分清晰的认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王伦等人执行时出现问题，不够果断彻底，未能完成计划。实际上这并不是见识问题，反而是指挥能力问题了。
二十八日，王伦集合手下六七十人，攻打附近的寿张县。
寿张县有七十名绿营兵守卫，发现有人进攻，一大半都“闻风溃散”。此时驻守县里的是游击将军赶福，听说消息之后急忙逃走，去张秋镇求援。城里的千总孙云龙带着两名士兵，外委（武官名）韩永忠带着四名士兵，匆忙赶来，遭遇六七十人的义军，又赶紧逃走，先跑到范县，后来也跑到张秋镇求救去了。
义军从府库缴获白银三千两，粮草三千石，发给众人使用，以及充作军资。（清军后来搜查，发现首领没有藏银）
王伦的教派不大，弟子一共就五六百。还有四百多人在其他地方举事，之后才汇合。加上其他来投的人，到九月二日，聚集了士兵和民众千人以上，开始北上攻打阳谷县。
阳谷县一个守卫士兵都没有（不知道是本来就没有还是跑了），知县也不在，被义军轻易占领。
这时候，赶福已经喊来援兵了。附近的兖州镇是当地的重要驻军地，兖州总兵惟一（名字就叫“惟一”）率领450名士兵，前来支援。清军和义军在阳谷县南门交战，清军大败，赶福被当场击毙，惟一带着败兵一路逃回张秋河。此战清军步兵被全歼，只有骑兵逃离。
莘县把总杨兆立，从兖州镇调防阳谷，与义军交战，被击毙。阳谷县丞刘希焘驻守阿城，闻讯率衙役前来，也被击毙。
清军各路进攻均失败，东昌府草木皆兵，巡抚徐绩吓得看到有火光，就亲自去点火要开炮，后来发现只是有民居失火了。
这一时间，义军又进攻堂邑县。县里只有27个士兵，也毫无悬念就被打下来了。义军向临清前进，清军也召集兵力设防。当地官吏征募了团练民勇八800人，清军派来了协兵、标兵一共250人。惟一也带着收拢来的败兵来到这里防御。
不过清军集结之后，各部不和，自己打起来了。这几天也没有进行军事行动。
清军原本准备三路围攻，但因为配合的不好，没能达成。各部都逡巡不进，只有巡抚徐绩亲率的绿营兵六百多人，初七日三更时分连夜出击，结果被义军包围。
清朝自己的报告说，是因为“是日对敌时，适正遇大风，官兵望见贼影，即将枪炮放尽，及至贼人蜂至，无法抵御”。
惟一率领所部八百人救援，让徐绩得以逃离。
事后清点人数，发现642名绿营兵，前后阵亡的只有9人，其他都成功逃走了。但到一个多月后的十月初十日，还有148人没回来，估计是躲起来跑掉了。
清军再次失败，让义军得以进至临清城下。临清有新城、老城，城外有运河，可以防御，但义军先锋百余人抵达后，城里一千多人（800乡勇，250绿营，140德州八旗）都不敢出去半渡而击，导致义军没有损失就过了河，占据老城。（清军全躲在更坚固的新城里，老城就没人）
义军大队随后也赶来，还带来了两门炮，开始用火炮攻城，清军也用火炮还击。到十二日，又有援军赶来。当时山东驻防八旗分为德州、青州两地，这次是德州又增派了防御尉格图肯，带着250名旗丁赶来。他们与惟一所部残兵450人汇合，王伦则派部下六七百人攻击。清军再次被击溃。